箫风：《试论沈尹默散文诗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》

——为纪念沈尹默先生诞辰140周年而作 

箫  风（浙江湖州） 

      沈尹默(1883—1971)，初名君默，后更名为尹默，字中，号秋明。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（现属湖州市南浔区）。因其祖父和父亲游宦陕西，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陕西汉阴。沈尹默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，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化巨匠。他既是20世纪中国书坛最杰出的书法大师，也是中国新诗的主要开拓者之一，是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开山鼻祖。因其晚年书名太盛，他对中国新诗（散文诗）的历史功绩被遮蔽了，研究者甚少。本文试图以沈尹默散文诗创作为切入点,结合当下散文诗创作的现状,提出一些粗浅见解,以期引起人们对沈尹默散文诗的关注和研究。

一、沈尹默散文诗的首创之功

      始于1917年的新文学革命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。其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沈尹默，与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鲁迅等人，积极投身于这场新文学革命之中。沈尹默全力支持陈独秀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，大张旗鼓地传播新思想，倡导新文学，提倡白话诗，并身体力行开始新诗写作。他以《月夜》《三弦》为代表的散文诗，开启了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先河

      1917年底，沈尹默向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。原在上海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也随之迁到北京。自此，《新青年》“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，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”。沈尹默作为《新青年》“六大编委”之一，与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轮流主编。1918年1月5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一期，发表了沈尹默和胡适、刘半农的9首白话诗，标志着白话新诗正式登上中国诗坛。其中沈尹默有3首：《鸽子》《人力车夫》《月夜》，均为散文诗，这是沈尹默散文诗创作的最早“尝试”。前两首与胡适同题，而艺术水平最高的是《月夜》，后被称为“中国第一首散文诗”。关于《月夜》这首诗,1922年8月初版的《新诗年选（一九一九年）》（北社编，亚东图书馆出版），在《月夜》诗后有署名“愚菴”（诗人康白情笔名）的评语：“这首诗大约作于 1917 年的冬天，在中国新诗史上,算是第一首散文诗。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。”后面附录的《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》中也说:“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《月夜》。”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废名在《沈尹默的新诗》一文中说：“在第一次出现的新诗里，沈尹默氏有一首《月夜》，可谓很难得的作品了……这首诗不愧为新诗的第一首诗。” 胡适也高度评价《月夜》：“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！”（《谈新诗》）

      这首脍炙人口、流传甚广的《月夜》仅有4行：“霜风呼呼的吹着，/月光明明的照着。/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，/却没有靠着。”短短的《月夜》，为什么会被称为“中国第一首散文诗（新诗）”呢？我认为，新诗之“新”，首先在于其精神和灵魂的新，就是其思想的现代性。《月夜》的文字质朴平白，韵律朗朗上口，体现了新诗之“新”，但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诗中蕴涵的“个性独立”精神。其诗眼和诗魂，就是最后那一句：“却没有靠着”。此诗写的是一个冬夜，北风呼啸，寒霜浓重，明月高照，冷气袭人。环境是清冷的，人物是孤寂的。身处这样的处境，诗人表现出独立不倚的坚强性格：面对严寒不妥协，面对孤独不退缩。陆耀东在《中国新诗史》中给予了充分肯定：《月夜》的“意境表现了一种独立、自主的精神，意象内涵五四时代‘人的文学’的特色”（《中国新诗史》第1卷，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）。废名也认为：“这一首《月夜》确是新鲜而别致。不过他所谓‘散文诗’，我们可以心知其意，实在这里‘散文诗’三个字恐怕就是‘新诗的美德’。与《月夜》同刊的那一些新诗，正是不能有这个散文诗的美德，乃是旧诗的余音。”著名诗评家谢冕指出，此诗“是一首有别于旧诗的全新的诗”，不仅“与传统的意境绝缘”，也“打破了旧诗原有的格局和体式”（《中国新诗史略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）。可以说，《月夜》立意新鲜，意境优美，内涵蕴藉，的确备具了散文诗的基本素质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首散文诗”当之无愧。作为中国散文诗创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沈尹默的首创之功，在中国散文诗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

二、沈尹默散文诗的艺术特色 

      从1918年1月到1920年1月，沈尹默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新诗创作，先后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 18首白话诗（大多为散文诗），这些新诗如一股清流激荡着民国文坛，在文学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，奠定了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的历史地位，因此学界将他与胡适并称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。周作人评介新文学初期的诗人时曾说，只有沈尹默和刘半农“具有诗人的天分”。窃以为，沈尹默散文诗的艺术特色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      一是直面现实，立意深刻，在场感强。仔细研读我们不难发现，沈尹默的散文诗作品立意深刻，意象新颖，蕴涵丰富，他善于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味而出以新意，对早期新诗特别是散文诗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他的不少散文诗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，是时代的缩影和写照，其忧国忧民之情昭然纸上。比如，《人力车夫》第一次将笔触伸向劳苦大众，通过对“人力车夫”与“坐车人”的类比，寄托了诗人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怀；《鸽子》描写了三种鸽子的不同命运，反映出人间的不平和悲剧，引发出对人类不同命运的思考；《宰羊》通过对羊被宰时的情境描述、对宰羊人的心态陈述，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实的谴责。又如，《月夜》《雪》《赤裸裸》《白杨树》等，表达了对个性自由、人格独立的追求，体现了五四时期追求科学民主、平等博爱、人格自由的时代精神。尤其是《月夜》，通过借景抒情、托物言志，唤起自由思想和个性意识，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，显示出“五四”前夕一代青年的个性觉醒。 

      二是诗情浓郁，形象鲜活，画面感强。沈尹默善于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营造意境、塑造形象，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，将浓郁的诗情和蕴藉的哲思融为一体，用白话的形式创造出奇特而含蓄的意境，靠形象启迪而非抽象说理来表达思想内涵，避免了直白浅露，给作品平添了余香与回味。这种含蓄蕴藉的形象和意境，是散文诗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。沈尹默的散文诗作品即是具备了这一美学特征的典范之作。尤其是《三弦》，是一首融情于景、融景于画的精心之作，其弦外之音的魅力历来令人激赏。《三弦》不写弹三弦的人，也不写弹的什么曲子，呈现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有层次有意境的图画。远景是一条如火的阳光直晒着的长街，街上“静悄悄少人行路；只有悠悠风来，吹动路旁杨树”；中景是一家“破大门里,半院子绿茸茸细草,都浮着闪闪的金光，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,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，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”；最引人注目的是近景: 通过作者的特写镜头，可以看见“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，双手抱着头，他不声不响。”此诗分三个自然段，写了三个场景，完全是散文式的写法，却处处可见诗的内核，可谓中国早期散文诗的典范之作，可与刘半农备受推崇的散文诗《晓》相媲美。茅盾在1937年曾指出:《三弦》“完全是散文的写式，然而读了只觉得是诗，比我们常见的分行写成长短一样的几行而且句末一字押韵的诗是更'诗些’的。”(《论初期的白话诗》，载《文学》第八卷第一期) 胡适论及此诗时说：“新体诗中也有用旧体诗词的章节方法来做的，最有功效的例子是沈尹默君的《三弦》”，“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，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。”(《谈新诗》)

      三是语言质朴，韵味十足，节奏感强。诗是语言的艺术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思想、反对旧思想，提倡白话诗、反对旧体诗，思想上的解放势必会伴随语言形式上的更新，因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更适合抒发新的思想内容。沈尹默的散文诗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诞生的。由于沈尹默有较深的家学渊源，谙熟旧体诗词，并善于吸取其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尤其讲究意境的创造和比兴的运用，其诗的语言通俗晓畅，清新质朴，鲜活生动，读起来抑扬顿挫，颇有韵致，增强了诗的节奏感和音乐美。比如《月夜》，全诗只有四句，没有整齐的字数，没有工整的对仗，打破了旧体诗词的形式束缚，赋予诗歌以崭新的语言形式，其语言传神写意，含而不露，彰显了现代人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境界，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。再如《三弦》《生机》《人力车夫》《公园里的“二月蓝”》等，虽都是白话散文诗，却借鉴了旧体诗词的表现手法,多运用双声叠韵来达到音节的和谐，实现了古典诗词的韵味和现代新诗的情致水乳交融，显示出诗人驾驭语言的非凡功力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散文诗也或多或少带有从旧诗词脱胎出来的痕迹，与散文诗初创时期其他诗人的作品一样，还缺乏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品格，直到鲁迅先生的《野草》横空出世，中国散文诗才真正臻于成熟。

      综上所述，沈尹默的散文诗在以上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开创性的探索意义，对中国散文诗初创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
三、沈尹默散文诗的当代启示

      中国散文诗作为新诗的一个品种，几乎与分行新诗同时诞生于“五四”前夕。作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和中国散文诗的首创者，沈尹默的作品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。深入研究和借鉴其创作思想、艺术手法，对当下散文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      1、坚持诗性本质，强化散文诗的抒情性。抒情是诗歌的本质属性，而散文诗作为新诗的一种，当然也不能例外。郭沫若在谈到这点时曾说:“诗的本职专在抒情。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，也不失为诗。例如近代的自由诗、散文诗……”(《论诗三札》之三)仔细研读沈尹默的散文诗作品就会发现，诗人十分善于缘情写景、因心造境，通过那些散文性的细节描写，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比如《除夕》，写了诗人感受过年的心理历程，表达了诗人随着年龄增长、生活压力增大，逐渐体验到生活艰辛和求生不易的悲哀。再如《生机》，通过对早春景象的描写，诗人从寒风和残雪中看到了春风带来的生机，给读者传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。反观当下散文诗创作，一个突出问题就是“目中无人”。有些作者习惯于浅表性的客观描述和散文化的平铺直叙，没有把自己的情感融进去，忽视了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，缺乏强烈的个性特征，导致作品“千人一面”的同质化现象严重。作为“诗之一体”的散文诗，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性、心灵化很强的抒情文体，它可以调动一切手段，揭示心灵的秘密，传达生命的奥义，形象而细腻地表达对人类的关怀和问询。当然，强调散文诗的抒情性，也要防止“假抒情”、“滥抒情”的现象。

      2、坚持关注现实，强化散文诗的在场性。沈尹默的散文诗很接地气，许多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关注于民生疾苦。比如《人力车夫》《三弦》《鸽子》《宰羊》等，都是直面社会矛盾、人生痛点的作品，揭示了底层民众劳动的艰苦和求生的艰难，寄托了诗人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同情，体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和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现代精神。反观当下散文诗创作，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作品回避现实，不接地气，没有在场感，缺乏应有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。诗人离不开时代，诗歌回避不了现实。无论是“诗言志”，还是“诗缘情”，都会与现实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散文诗不能脱离现实生活，更不能沉溺于“喃喃自语”。谢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缺乏社会担当，是当代诗人的痼疾。”耿林莽也多次强调：“关注现实民生，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，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。”他不但大力倡导，而且身体力行，创作了大量“为世界喊疼”的精品力作，为我们树立了典范。我感到，当前要提高散文诗创作质量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强化散文诗的在场性，加大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度，努力在更多关注民生疾苦、深度反映现实生活上取得突破，表达出诗人悲天悯人的大感动、大情怀和大担当，真正肩负起一个诗人应有的文学良知和社会责任。

      3、坚持小中见大，强化散文诗的思想性。思想的深度，决定作品的高度。相当于其他文学体裁来讲，散文诗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。如何做到“小中见大”，即以“小感触”表现“大世界”，让“小情绪”体现“大情怀”，这是决定散文诗创作质量的关键所在。沈尹默先生是深谙此道的，他十分注重在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通过强化作品的思想性，来拓展作品的容量，提升作品的高度，以达到“见微知著”的效果。比如，他的《月夜》《三弦》《赤裸裸》《白杨树》等篇章，都是通过“以小见大”的艺术手法，于单纯之中见丰富，于方寸之内见精神，达到了一种意在言外、弦外有音的艺术效果。从当前散文诗创作的现状看，一些作者还没能从“小花小草”中跳出来，没能有效沟通“小宇宙”与“大社会”之间的审美契合，作品缺乏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应有的思想性。近年来，“我们”散文诗群的掌门人——周庆荣积极倡导“意义化写作”，他的散文诗作品在展现个人生存际遇和情感经验的同时，能够把个人的情绪升华为人生的情怀，让个人的体验跃升为众人的感动，“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”，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，读后能令人回味，给人启迪。比如他的《数字中国史》《沉默的砖头》，以及为戴卫画所题的系列散文诗《诗魂》《围夜而坐》等，都是既有血有肉、又有骨有魂之作，较好地回答了散文诗的审美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问题，很值得学习借鉴。

      4、坚持中西融合，强化散文诗的现代性。散文诗是“五四”时期与新诗一起从西方引进的“舶来品”，本来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学新品种。无论是中国散文诗，还是外国散文诗，其传统的精髓都是现代性，若失去现代性就丢失了散文诗的“根”。沈尹默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他的作品从骨子里透露出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，但他在创作上并不守旧，他的诗艺不是传统的比兴手法的运用，而是注重借鉴西方现代诗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，较好地做到了中西合璧，堪称中国新诗初创期继承和创新的典范。比如《月夜》《鸽子》《生机》《落叶》《白杨树》等等，都是用象征手法来抒写诗情的，诗意朦胧，耐人回味。著名诗评家孙玉石在《现代诗歌导读》中称赞沈诗“透露了萌芽形态的象征主义新诗诞生的信息”，把沈尹默列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第一人。当代散文诗要实现“突破”和“超越”，应在贯通古今、融合中西上下功夫，既要注重传承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，特别是《野草》开创的中国散文诗传统，保持汉语诗歌艺术的一脉相承；又要善于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尤其是作品中蕴含的现代意识，突出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探索，努力在深度反映现实生活上取得新突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创作出既有民族特色又能沟通世界的优秀作品来，进一步彰显出中国散文诗的独特魅力。

责任编辑：阿甘